张学良“定远斋”旧藏——沈周《葵花图》卷：一花藏世界，一葵映孤忠
沈周（1427-1509）《葵花图》设色纸本 手卷画心：23×158cm题跋：①21×10cm、②23×243cm、③22.5×56cm
出版：
1.《艺林月刊》第33期，中国画学研究会，1932年。
2.《中华文物集粹——清玩雅集收藏展》，第46至47页，北京故宫博物院，1995年。
3.《中华文物集粹——清玩雅集收藏展》，第46至47页，台北历史博物馆，1995年。
展览：
1.“中华文物集粹——清玩雅集收藏展”，台北历史博物馆，1995年8月。
2.“中华文物集粹——清玩雅集收藏展”，北京故宫博物院，1995年9月。
说明：
1.引首为金粟山藏经纸。王鏊、文徵明、周天球、郭第、王铎题跋。递藏者则自明代郭仁、冯金吾、吴廷，及清代汪一夔，迄近代张学良、于凤至夫妇。夏清贻题签。
2.文徵明诗言“陈君五亩园，种葵绕高冈”，即指此卷为陈某之作。上海图书馆藏四卷本《甫田集》，传据文氏手书上板，乃其诗文最早之刻。此诗列卷二，题《题陈原会葵南卷》，署甲子（1504），时徵明三十四，沈周年七十八。同卷复有《陈葵南酒间示余秋园八有之作即席奉和》，可证“葵南”为陈原会之字或号。《珊瑚网》载沈周《话别期菊图》，自署“姻生”，称“葵南亲家”，可知二人结为姻亲。又吴宽《谢陈原会寄方舄》一诗，亦证陈原会与沈、吴诸老交厚。因而此卷极可能是沈周为“葵南”特意写赠的“别号图”。
3.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文徵明《葵阳图》，其自题诗是文徵明中年后应“葵阳”李君之请，就旧诗删改而成。易“陈君五亩园，种葵绕高冈”为“高人辟芳圃，种葵绕茅堂”，“种葵三十年”换成“种葵今几时”，删去最后两句“归来视山园，吾葵镇常芳”。因李君与陈君年岁、园址俱异，遂就实删润。
4.郭第，字次甫，号五游，人称郭山人，长洲（今江苏苏州）人，好游，晚年遁迹焦山为道士，与汪道昆、文彭、陆应阳均有往来。
5.从周天球的题跋可知，此卷被“司马剑泉公”重金购得。郭第题跋中又提到剑泉为“吾家子静”，可知其姓郭，应即郭仁。郭仁（1510-？），字静甫，号剑泉，直隶苏州府长洲县人。嘉靖二十六年（1547）进士。他曾任中书舍人、广西道监察御史，后因弹劾官员而外放，被派往福建担任永安县知县。此后，他陆续升任刑部主事、兵部员外郎和车驾司郎中，并因平定海寇有功而升至光禄寺少卿。
6.王铎是为“本卿冯二年丈”题，此人即冯金吾，名可宗，字本卿，山东益都（今山东青州）人。冯氏一家也是名门显赫。父冯起震（1553-1644），字青云，又字省予，号稷下门生，岁贡生，是著名的书画家。一生不希仕进，隐居乡里，以教授为业。而他的四个儿子，都个个非常了得。三子可宾，字祯卿，名气最大。天启二年进士，历任兵、工、户、礼四科给事中，官至太常寺少卿。冯可宗是第四子，以武职起家，官至掌锦衣卫事，左都督，在晚明政治斗争的血雨腥风中也是一位风云人物。受家风影响，冯可宗也擅书画，尤爱画竹石。冯起震与可宾、可宗父子常合作《竹石图》。董其昌评曰：“文、苏之后，竹石一派”，意思是说，冯氏父子可与北宋画家文同、苏轼等“湖州画派”相比并论。冯可宗常被称为“金吾”，这是因为冯可宗任锦衣卫指挥，其职能相当于历史上的“金吾卫”、“金吾大将军”，是对冯的尊称。
7.与王铎同观者，有“高公讳弘图”、“姜公讳曰广”。高弘图（1583-1645），字研文，一字子犹，号硁斋，济南府利津县人。南明时，弘光帝委任高弘图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。姜曰广（1584-1649），字居之，号燕及，晚号浠湖老人，江西新建人。福王称帝，仍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与史可法、高弘图并称“南中三贤相”。王铎题时为“甲申七月十三日”，时北京城已破，四人同在南明为官。
8.卷钤“新安吴廷”、“江村”印，可知为吴廷旧藏。吴廷，字用卿，号江村，徽州休宁人，他并非仅为鉴赏家，而是以博古为生。其“余清斋”收藏甚丰，囊括了大量珍贵书画名迹，例如王羲之的《快雪时晴帖》和米芾的《蜀素帖》等。吴廷与董其昌是好友，两人之间常有书画的买卖和交换。吴廷还主持刻印了《余清斋法帖》，收录了众多名家法书，被后世视为明代集帖中的精品。清代宫廷所收藏的许多书画珍品，有不少都曾是他的旧藏。
9.又钤“汪一夔印”、“元龙”印。关于汪一夔，有两条信息。一为清初汪一夔，字虞颺，安徽泾县宣阳都人。根据《泾县志》，他是嘉庆甲子科（1797）钦赐举人。乙丑（1805）会试，钦赐翰林院检讨，年一百有三岁。《钦定大清会典事例》记有三类钦赐功名（举人、进士、翰林）的事例，一为“学问优长”或“学问好”，二是“优遇大臣功勋子弟”，三是年老诸生“赏给举人”、年老举人“钦赐翰林”。汪一夔应该属于第三种情况。而《石渠宝笈初编》中有三件作品钤有“汪一夔印”，为李公麟明妃出塞图、顾安倪瓒合作古木竹石、赵孟頫汀草文鸳。《石渠宝笈初编》成书于乾隆十年（1745），所以这些作品都是经过青年汪一夔的收藏再进入内府。“元龙”印同见于顾安倪瓒合作古木竹石，台湾兰千山馆藏褚遂良黄绢本兰亭上亦并见“汪一夔印”与“元龙”印。又有学者指出，或为明代汪大章（1480-?），字一夔，直隶休宁县人。
10.是卷曾刊于《艺林月刊》，刊出时尚无张学良藏印，其后归少帅。于凤至为张学良前妻，画上同时钤有她的藏印。
11.夏清贻（1876-1940），字颂莱，号公奴，江苏嘉定人，教育家、音乐家、翻译家、出版家。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，他曾经历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，印铸局参事、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厅机要处主任等职务。张学良藏画题签多出其手。
题签：明沈石田设色葵花图卷。
定远斋珍藏。夏清贻谨署。
钤印：夏清贻印、颂来。
引言：探寻“蜀葵”之名
展卷见此绚烂花卉，最先引人探寻的，或许是它的芳名。它唤作“蜀葵”，实为华夏原生之卉，芳踪绵亘千载，别称繁多，从“戎葵”到“一丈红”，皆显其绰约风姿。秦汉典籍始见其名，明清诗画屡赞其美，既存实用之利，更蕴精神之魂，它承丝路清芬，蕴君子忠赤，融史迹、文韵与实用之精髓，千年蜀葵凝草木情致，正所谓“一花藏世界”。
蜀葵实拍与《葵花卷》中的“蜀葵”
典籍释“葵”
据明代张宁《方洲集》卷十九《葵庵说》所记：“葵之种类甚多，其名不一。古称楚葵、泽葵、露葵，诗所谓‘烹葵’。本草谓葵为百菜之主，则葵皆菜之属也。又谓花如木槿者曰蜀葵，丛低于叶者曰饯葵，花小而赤者曰锦葵。尔雅‘菺、茙葵、蔠葵、繁露’，皆言其形色所似，则葵又皆花之属也。然《字说》以其能揆日而向，故训之曰‘揆’。则凡揆皆能揆日矣。是以世之怀忠抱朴、将自致于上者，必有取于葵，皆用是也。”文中《字说》为王安石编纂，其释“葵”为“揆”，即“能感知太阳方位而朝向之”，这一“揆日而向”的特性，又能“怀忠抱朴”成为蜀葵文化的核心。明代张瀚（1510-1593）《松窗梦语》亦载：“蜀葵花草干高挺，而花舒向日，有赤茎、白茎，有深红、有浅红，紫者深如墨，白者微蜜色，而丹心则一，故恒比于忠赤。”将蜀葵喻为“忠赤”品格的化身。
蜀葵文化底蕴
蜀葵的文化底蕴深植于“向阳”的自然天性，经文人墨客的提炼与典籍的阐释，逐渐凝练成象征君子品格的精神物质，流淌在历代诗画的笔墨丹青与典故传说之中。
蜀葵在春秋时期有“卫足葵”之称，其典故源自《论语》与《左传》。樊迟问于孔子：鲍君侍奉齐君，执政坚定不屈，可称忠诚，却遭刖刑（砍脚），莫非齐君极度昏庸？孔子答道：古代士人，国治则尽忠辅佐，国乱则退身避祸。今鲍庄子于君淫乱之时任职，不辨君主明暗贤愚，终遭重刑，其智不及蜀葵——蜀葵尚能倾叶遮蔽根部，保全自身。《左传・成公十七年》亦载“仲尼曰：‘鲍庄子之知不如葵，葵犹能卫其足’”，杜预注曰：“葵倾叶向日，以蔽其根。”此处“葵”即蜀葵，其“倾叶蔽根”之性，被赋予“明哲保身”的处世智慧。唐代李白流放夜郎时，挥笔写下《流夜郎题葵叶》：“惭君能卫足，叹我远移根。白日如分照，还归守故园”，借蜀葵“卫足守根”之性，抒发对故园的眷恋与身世的感慨。
绘画中的蜀葵
蜀葵诗画之中皆可见其倩影，诗词中的蜀葵，意蕴悠长：《诗经・陈风・东门之枌》咏“视尔如荍，贻我握椒”，“荍”为蜀葵近亲，足见其早期在民间的温婉意象；唐代岑参《蜀葵花歌》以“昨日一花开，今日一花开；今日花正好，昨日花已老”叹年华易逝，劝人惜时；唐代陈标《蜀葵》以“能共牡丹争几许，得人嫌处只缘多”打趣其“繁而不珍”；宋代杨巽斋《蜀葵》:“但疑承露矜殊色，谁识倾阳无二心。”南宋诗人王镃《蜀葵》:“花根疑是忠臣骨，开出倾心向太阳。“ 宋· 姚孝锡《蜀葵》：“倾心知向日，布叶解承阴。空侧黄金盏，谁人与对斟。”这些诗句皆是无不呈现出忠贞不二、报效君主的意愿。
绘画中的蜀葵，风姿绰约：从敦煌莫高窟第130窟（都督夫人礼佛图）、172窟（南壁观无量寿经）、329窟（供养菩萨）到五代周文矩，北宋赵昌、南宋李嵩与毛益，元代钱选与唐棣，明代戴进、文嘉、吕纪、王渊、沈周、文徵明、唐寅，清代王武、恽寿平、蒋廷锡、马荃、李鱓，再到近现代吴昌硕、齐白石、徐悲鸿、潘天寿、张大千，无数画家为蜀葵挥毫泼墨，定格其绰约风姿。
更值得称道的是，蜀葵跻身西方艺术殿堂，成为大师笔下的灵感源泉。鲁本斯1615年的《劫夺欧罗巴》中，蜀葵暗喻欲望与诱惑；莫奈《花园里的女人们》以蜀葵为主体，晕染自然主义的光影流转；梵高《花瓶中的蜀葵》，隐喻他精神世界里对自由与热烈的寄托。德国诗人歌德在《植物变形记》中，为蜀葵赋予科学与哲学的意蕴。此外，丢勒、卡巴乔、提香、布歇、布格罗、德拉克洛瓦、莱顿、柯罗、毕沙罗、塞尚、列宾等西方艺术巨匠，皆曾在作品中为蜀葵增添了别样神韵。
蜀葵还实雅兼具，它是园林中的清雅佳选，历代皇家园林与寻常院落皆可见其种植，更借丝绸之路的驼铃帆影远播海外。花叶根皆可入药，是传统草木良药；民俗里更是“端午花”，承载祛病祈安之意；古人取其叶研汁制“葵笺”，墨香伴着花韵流传至今。
沈周《葵花图》卷基本信息：材质、装裱与鉴藏印
今见沈周绘《葵花图》卷，为设色纸本质地，曾属张学良“定远斋”旧藏，装裱亦为“定远斋”原配。签题“明沈石田设色葵花图卷。定远斋珍藏。夏清贻谨署”，配玉质别子一方，镌刻“定远斋藏，明沈石田葵花图”字样，形制规整。引首纸采用金粟山藏经纸，一整纸为五段，尚存明显折叠痕，纸身钤椭圆形朱文红泥小印一方，印文“金粟山藏经纸”六字，纸背隐约可见黑色经文印迹。引首后衔接画心，画心纵23厘米、横158厘米。前部钤张学良“心赏”“珍秘”“张学良印”“定远斋珍藏书画之章”、汪一夔“元龙”，后部钤张学良“临溟张氏珍藏”“毅庵主人九一八后得品”与吴廷“新安吴廷”印。
《葵花图》绘法与构图
画心绘蜀葵绽放之景，工写相济间，愈见鲜活神采——朱红凝露、紫韵含烟的花瓣层层叠展，艳而不妖，清韵暗浮；累累花苞缀于枝间，或半绽含香，或次第舒展；碧茎翠叶交叠相衬，绿意葱茏，满纸生机。全幅构图疏密得宜，花姿或斜倚、或挺立，叶态或舒展、或卷曲，皆循自然之理，灵动鲜活。细察其工，则花瓣用没骨法绘制，叶片筋络隐现如脉，叶背处更取石绿调汁绿，层层罩染如凝雾，墨色与石色相渗相融，愈显苍润通透，尽显工致之妙；再品其写，湖石以写意出之，用笔遒劲带风骨，蕊萼则纤巧含柔情，足见写意之韵。待蜀葵或偃或仰、或
转或侧，俯仰生姿间，既恪守“格物致知”的写生本真，又融吴门文人雅趣的人文意涵。沈周艺术地位
明代王穉登曾言：“宋人写生有气骨而无风姿，元人写生饶风姿而乏气骨，此皆所谓偏长，能兼之者唯沈启南（沈周）先生。”沈周作为“明四家”文人画之首，“吴门画派”的领袖，以其独特的造型、率意的笔墨和精准的物象表现，将精微的物相转化为轻松的意趣刻绘。沈周的花鸟画开创了文人水墨写意花鸟画的先河，同时，他又注重写生，即是将宋、元文人的书写性传统与精妙物象表现融为一炉，不仅推进了明代花鸟画的发展，而且也代表著称明代写生作品的最高水准。为陈淳、徐渭等后代画家奠定了写生、大写意花卉画的基础，其作品至今仍被视为中国文人画的巅峰之作。
沈周生平与画风演变
纵观沈周，终身不仕，侍亲至孝，足迹不出江浙而交游甚广。这位明代隐士如敏察静观的旁观者，见证三吴之地的人事沧桑、悲欢浮沉。而立之年，他因筮易寓意退避，遂决隐居，于家畔一里营建“有竹居”，修竹茂林，四时清寂，北窗可望虞山。此后半生多居于此，隐居岁月涵养了他的沉静性情，也奠定了画风的平和基调。他未尝远行，正如吴宽所誉“石翁足迹只吴中”，诗画中尽是吴地山光，亦承续董源、巨然及元季四家文脉，成为明代南宗集大成者。
沈周三十一岁始涉绘事，师承杜琼、谢缙、伯父沈贞。杜琼精研董巨与元四家，谢缙专攻王蒙、赵原，皆为他开启南宗修习之路。四十岁时，他在师友合作画卷中所作《芳园独乐图》，已深得南宗法门，水准比肩杜琼。次年为蒙师陈宽祝寿，绘《庐山高图》，成传世杰作。此后十年，他或居或游，不商不仕，沈家卸去粮长徭役，一身清闲，寄心林泉。有竹居中访客不绝，他亦乐此交游，日子平淡优渥。
五十一岁，父丧叠加长洲水灾，沈家陷入窘境。人生低谷中，沈周绘《九月桃花图》寄情，书法也自此转向黄庭坚，笔力含波折，结字渐趋舒张。他早年师法赵
孟頫，书风秀逸严整；中年兼习云间二沈，兼取宋四家，五十岁后方得心仪风格。书法之变带动画风转型，由细入粗，愈发开朗。他作画不为生计、不逐虚名，只为遣怀、纪游、赠友、唱和，笔墨间尽是人生际遇与心灵起伏。
六十一岁后，沈周自谓“眼花手颤，运笔难久”，画风愈趋简拙，内容更显平淡。他不再追慕范宽之雄浑、郭熙之变幻，转而描摹身边触手可及的情感与日常。七十一岁时，画风更简、题材更贴近生活，鸽子、白菜、水牛皆可入画。七十六岁丧长子，家道中落，他偶以吉祥明艳之作应酬补贴，却甘之如饴。八十一岁时，应王献臣之邀，为《赵孟頫书烟江叠嶂图诗卷》续图，了却友人心愿。
沈周一生无仕途俸禄，无深山遁世，亦无大波大澜。他以平淡人生给出文人处世新解——不必仕途逐利，不必深山避世，君子可借艺事安身，忠于平淡而终其一生。或许此卷文徵明后跋中“葵叶能倾阳，有生勿遗忠”才是这件作品的打开方式：这幅绚烂的蜀葵，像沈周性格一样温厚可亲。纵使历经父丧妻亡的风霜，万般波折过心，他依旧心有所向，忠于笔下的笔墨艺术，忠于日复一日的坚守，更忠于那份自守自适的平淡本真。
沈周《葵花图》卷题跋与钤印考证
沈周画心之后，依次衔接隔水及诸家题跋。鉴藏脉络清晰，昭然可辨。钤印征信印谱、凿凿可据。卷中涵括千古风流、沧桑史事、自然玄旨之隐喻，“忠赤事君”的坚贞初心横贯卷帙、一脉相承，集翰墨之韵、史事之重、品格之高于一体，堪称艺林瑰宝、蔚为绝观。
王铎题隔水：“甲申之变”下的“忠”志寄托
画心后接隔水，有王铎甲申（1644）七月十三日题，文曰“写葵孤干庄严，教人以忠，不当作画观。本卿冯二年丈韫诸，同观者硁斋高公讳弘图，燕及姜公讳曰广，跋者王铎觉之甫。”款侧钤“王铎之印”一方。隔水压脚钤张学良鉴藏印二方，依次为“看画轩”“汉卿所藏”。
王铎题跋于“甲申七月十三日”。甲申岁（1644）北京已陷，同观者冯可宗、高弘图、姜曰广与王铎，皆仕于南明。1644年，王铎亲历明亡鼎革之变，三月，李自成破北京、崇祯自缢，明朝覆灭，已授礼部尚书却未赴任的王铎，随马士英等南明遗臣南下南京；五月，他参与拥立福王建立弘光政权，任东阁大学士等职跻身核心，曾写诗抒复国志，任职中谏阻马士英专权、劝弘光帝整肃朝纲，却未获支持，此年他在忠君理想与末世乱象间挣扎，既竭力维系南明政权，试图延续朱明正统；又已目睹弘光帝的昏庸与朝堂的腐败，陷入“志在报国而无力回天”的困境。
王铎题诗中“葵孤干庄严，教人以忠”，正是借蜀葵“忠赤”之品格，暗契他此年坚守忠君立场、力保朱明正统的心境——以草木喻志，将对南明政权的期许与自身“报国不悔”的执念凝于笔端，即便深知朝堂腐败、复国艰难，仍借蜀葵的“庄严”与“忠赤”自勉。
王铎此时困局中的心境转变，或许意有借蜀葵“倾叶蔽根”之性（“卫足葵”之典），为次年命运抉择埋下伏笔。
武职跻身权要，却承家风擅书画，尤精竹石，与父兄合绘《竹石图》，获董其昌盛赞“文、苏之后，竹石一派属东海”，家族遗作今藏于鲁省诸博物馆。
弘光朝初，可宗深陷政治漩涡。1644年“童妃案”（明季南略卷六，南都甲乙纪），河南女子童氏自称帝妃入京，他主审后见供词详实，据实上奏，却因替童氏申辩触怒弘光帝，遭革职。童氏最终酷刑殒命，此案成为南明信任危机的导火索。同年十二月“大悲案”（罪惟录卷之四），僧大悲自称亲王，倡言潞王当立，可宗与赵之龙、蔡忠共审。阮大铖借机罗织143人黑名单，欲株连东林党，可宗奉命审讯却未参与构陷，终以大悲斩首结案，其在马阮集团与东林党间的微妙处境尽显。
弘光元年五月，清军破南京，弘光帝被俘。据王士祯《池北偶谈》所载，冯可宗“乙酉死于金陵”，以身殉国。
